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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能源轉型加減法邏輯:2020年50%電力來自風能

 “那邊就是我們未來的希望。”丹麥風能協會專案經理安德森·德利高(Anders Dalegaard)興奮地在船上眺望指著遠方。

  是什麼讓這位含蓄的丹麥人如此興奮?

  抬頭、向前、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望去:20個高大的海上風機正矗立在淺藍色的海面上,勻速旋轉著。

  這裏是哥本哈根,一個騎在風機上的城市;這裏是丹麥,一個發出2020年能源轉型信號的國家。

  今年3月,丹麥議會通過《2020能源計畫》,為未來8年的綠色戰略確定了行動路線,也為實現長期能源目標打下基礎。具體內容包括:2020年,可再生能源滿足全國35%的能源需求,其中風電將滿足全國50%的電力需求;二氧化碳總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降低34%。

  “海上的風場是實現目標的重要途徑。”德利高緩過神來向大家解釋。

  對此,丹麥氣候變化與能源大臣馬丁·利德(Martin Lindegaard)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你可能認為我們丹麥人很瘋狂,但是我們就是要在綠色能源領域做世界第一。”

  美國未來趨勢學家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專著《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預言的世界:以可再生能源和互聯網資訊技術協同發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似乎在丹麥已經開始了。

  “我們現在已經擁有足夠的”肌肉“,也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迎接未來的革命性變化。”利德表示。

  利德言辭中的“肌肉”在丹麥尤其在首都哥本哈根隨處可見大量的陸上與海上風車、太陽光板、純電動汽車充電樁、靠海水控溫的建築如皇家劇院、清潔公司的技術設備等等。

  而這些“肌肉”之下的綠色經濟增長機會和綠色創新能力確實讓丹麥在持續已久的歐債危機中,經濟所受到的影響比大多數歐洲國家要小。

  “舉個例子,哥本哈根通過了綠色創新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整個大哥本哈根地區僅4%的企業在2010至2011年間遭遇了出口下滑。”哥本哈根市市長弗蘭克·延森先生(Frank Jensen)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經合組織最新的報告顯示,哥本哈根綠色產業增長居世界前列。該報告稱,哥本哈根綠色產業服務和貨物出口2004至2009年間增長了55%,三分之一的清潔技術企業2010年至2011年間出口增長,僅4%的企業出口下滑。

  但丹麥央行10月20日發佈報告,將2012年丹麥經濟增長預期從此前的1.2%大幅調低至0.3%。

  就此,利德指出,“如果說整個丹麥的經濟不受影響那是騙人的,但是丹麥確實也靠綠色創新,增加了就業,形勢優於歐洲其他很多國家。”

  目前丹麥正逐步加大了在新能源領域、城市交通和能耗改造方面的投資。前述報告維持了丹麥經濟2013年和2014年分別增長1.6%和1.7%的判斷。

  2020年50%的電力靠風能

  “儘管全球的經濟形勢都不樂觀,但是我們還是對預期抱有非常大的信心,因為我們深知新能源將會繼續成為未來經濟的增長點。”利德指出。

  對丹麥而言,風能無疑是其帶動能源轉型的利劍,因為丹麥是溫帶海洋性氣候,地形平坦,受北大西洋(行情 股吧 資金流)暖流和西風的影響,風力能夠深入,擁有足夠的風力資源。

  針對今年3月《能源2020》的規定,目前丹麥已經開始相關部署。

  “為了實現目標,作為首都哥本哈根承擔著義務。未來兩三年,哥本哈根將增加離岸風場的數量、安裝發電量更大的新風機、更新現有風機。另外,我們還將會逐漸關閉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發電廠,增設更多生物發電廠。”弗蘭克對本報記者表示。

  據瞭解,2012年至2020年期間,兩個1000兆瓦的離岸風場將被建立;一個500兆瓦的近岸風場將被建立。陸上風場的新裝機發電量將會達到1800兆瓦,而之前1300兆瓦的舊風機將會被拆除。由此陸上的風機量將會變少,而發電量將會增加。

  “這樣算下來,哥本哈根總共將會有100臺新的裝機量。總投資大約為4億歐元。而從施工到使用的週期大約為6個月,使用年限將為20至25年,10至12年收回成本。”德利高稱。

  不過,“這樣大規模的發展,很多人開始質疑說發展風電太貴,但我卻說不。”利德打趣說,“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剛剛拿到最新全歐洲國家電力生產價格的數據,你會聽到意想不到的答案。”

  數據支持了利德的判斷:丹麥目前40%的電力都是靠新能源發電,但是與歐盟其他國家的電力生產價格相比,丹麥電力生產價格卻較為便宜。當然如果加上稅,最終消費者購買的電價自然會上浮。

  據瞭解,這些新風場的地址是由丹麥政府選擇,而投資則來自能源公司和個人投資者。

  兩次能源危機促能源轉型

  利德說話語氣非常從容自信。但如果他回到上世紀70年代,講話可能會是另一種態度。

  那時,丹麥遭遇了兩次非常嚴重的能源危機,丹麥當時的能源命脈基本被卡死。那時世界上僅有兩個發達國家的能源完全依賴於進口,一個是日本,另一個就是丹麥。

  從此,丹麥人意識到能源“自給自足”的重要性,危機意識逐漸紮入人們的思維模式中,並開始嘗試在能源消費結構上的轉型。

  據資料顯示,在能源消費結構轉型中,丹麥從國家戰略高度上做了兩方面的努力:一是提高能源自給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丹麥政府開始著力開發本國北海油氣資源,到1997年化石能源自給率達到100%。二是實現能源的多元化,大力發展以風能為主的可再生能源。

  在此之間,丹麥還陸續出臺了一些能源調整戰略如《能源2000》、《能源21》以及《通往無化石燃料的能源之路》等,最終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風電產業體系,丹麥公司在世界風能市場擁有約40%的佔有率,世界60%的海上風場也由丹麥運營,地位儼然由當年的進口方變為了今日的出口方。

  但是如今全球風能產業的低迷對丹麥這樣以風能技術出口的大國而言,打擊不小。

  據丹麥風能協會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丹麥風能行業出口額比2010年下降了16%,全年出口量為388億丹麥克朗(約合人民幣400億元),占到了丹麥總出口額的6.4%。

  德利高表示,“2013年,全球風能行業肯定將比2012年的形勢更差,但是是不是這樣我們就不發展了呢?”

  “畢竟這是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如果不發展,我們又會陷入像上世紀70年代那樣的危機之中。我們將繼續在丹麥發展風能的目的之一就是,繼續加大對風機的研發創新,保住世界的領先地位。”德利高進一步表示。

  財政稅收“加減法”運動

  事實上,能源危機確實是促使丹麥堅持能源轉型並且繼續發展風能的重要原因,但在此之下的政府機制保證了丹麥人有足夠信心。

  也就是說,在丹麥能源轉型的進程中,政府角色非常突出,其主要通過強有力的經濟調控、稅收以及財政補貼政策。

  “我們的法律以及稅收調整,讓公司不得不投更多的精力到新能源領域,讓一般居民不得不轉變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這些調節機制也讓投入新能源領域的企業和個人獲得了大量的經濟利益。”利德表示。

  據瞭解,丹麥是歐盟第一個真正進行綠色稅收改革的國家,自1993年丹麥通過環境稅修改決議以來,丹麥環境稅逐漸形成了以能源稅為核心的16種稅收的環境稅體制。

  “我們對化石能源的使用者課稅較重,面對逐步增長的稅率,他們就會逐漸放棄使用化石能源。”利德表示,“對於居民房屋,我們也有法律規定,在房屋建設上必須達到一定的標準,這就使居民不得不採用能耗低但效果好的清潔能源產品。”

  不難看出,這給化石燃料使用者發出了一個強烈的轉型信號。

  這僅僅是硬幣的一面。與之相對的另一面則是,丹麥政府對新能源企業降低收稅甚至不納稅,由此鼓勵新能源行業的發展。為鼓勵人們對風電的投資,丹麥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對風機發電所得的收入一直都沒有徵稅。

  “除了稅收以外,我們還對風能電力價格方面進行了財政補貼。”利德表示。

  據瞭解,丹麥政府對風電補貼始於1979年,根據立法,只要通過國家實驗室的測試和資質認證,投資風電能獲得風機購買價格30%的補貼,後來補貼比例逐漸削減,最終取消這一補貼。丹麥陸上風電場上網電價包括市場價格和固定補貼兩部分,根據不同的並網時間採取差異化的補貼政策。

  的確,免稅加上財政補貼吸引了大量私人投資者,走出了丹麥私人和公司共同投資風能的“合作社”模式。

  “現在哥本哈根近海附近的一個風電場,有10個風機屬於私人,有10個風機屬於能源公司。”德利高表示。

  除了風能,這樣的機制還促使形成了哥本哈根為中心的清潔技術人力資源,目前大約有2.5萬名員工。從2004至2009年,該領域人員的總收入增長了55%,出口量增長了77%。“這也促進了哥本哈根乃至整個丹麥的綠色經濟增長的動力。”弗蘭克表示。

  針對丹麥的成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安吉爾·葛利亞(Angel Gurria)曾表示,要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以及發展新能源清潔技術,必須要有一個針對化石能源課稅的環境稅體系,丹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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